张江科学城。
今年以来，“创业”再次成为上海热词。
从各区域频繁布局OPC（一人公司）社区，到各科技主流展会大规模引入创客展台，再到人工智能正在切实取代许多传统岗位，事实证明，多个行业正在迅速析出一批“创业者”。
仅以浦东为观测样本，上半年当地AI创客已达2000余人，OPC企业激增至数百家。记者进一步从当地招商口和国资创投口获得证实，目前不论是办公场地还是天使资本的需求，都出现明显增幅。浦东多处低租金办公空间需要轮候排队，国资青创板块报名参选的创业项目竞争日益激烈。
这绝不是一种偶然，记者采访一批新入局的创业者，发现这波创业潮的背后，根本动力在于AI技术的质变。或许两年前，AI在百姓生活中还只是一个“问答智能体”，但今年以来，技术迭代让AI能够真正改造现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种对行业的改变，创业者们认为或许不亚于“第三次工业革命”。
在上海，创业之所以再次成风，也正是从一台电脑能替代过去二三十人的团队开始的。
OPC出现，创业门槛更低了，但成功难度也大了
如果以2014年“双创”（创新创业）概念被社会广泛认可作为互联网时代创业潮兴起的开端，往后十余年，中国的创业大军经历了一系列演变。2022年以来，创新创业形成科创赋能产业升级、小微创业稳就业的并行发展格局。
到了去年下半年，AI正式大规模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新一轮创业的工具载体和行业依托。多位投资者透露，目前各地天使投资关注的项目绝大多数与AI应用相关，一方面是因为AI带来了“一人成军”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创业的门槛；另一方面是当下AI赋能千行百业的过程当中，爆发出了许多新的需求。例如，帮传统企业改造自动化办公流程、帮垂类行业建立专业大模型等赛道，现在都已成为创业“大热门”。
今年6月从互联网大厂辞职后自己创业的刘皓，向记者展示了AI真实的生产力：“我公司所有品牌物料，以及标志设计、企业宣传文案、商业计划书等，全部由AI独立完成。财务方面，我只需要把每月票据发给AI，它自动整理报税材料、生成规范邮件发给代记账公司。法务这块更夸张，之前和客户产生纠纷需要诉讼，我把基础合同发给AI，它一晚上整理出一百多页完整材料，包含全套合同、证据链、诉讼文书。我父亲是从业几十年的律师，看完这份材料跟我说，他都很难写出这么细致完整的内容。”目前，刘皓一个人在张江成立OPC，相当于一个“个体户”，“但我的日常工作效率，可以抵二三十人的团队。”
刘皓宣讲创业项目。
AI降低创业门槛的另一个侧面，是它充分实现了“技术平权”。90后创业者李伦不是IT科班出身，创业者程子洋也没学过法律和计算机，专业背景是金融。但就在今年，李伦成立了一家OPC，研发普惠式AI工具；程子洋做出的法律大模型上线以后不仅专业律师愿意买单，还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获得展示。二人均表示，能做成的根本原因在于AI弥补了创业者的技术短板，“人人都可以做管理者，让你的AI员工去实现目标。”
上海绒音科技近日宣布完成近千万元天使轮融资，全面推进首款产品的市场化进程。而创业者欧阳王子不过是个刚刚大学毕业的“00后”。投资中的一笔来自浦东创投。浦东创投旗下浦东天使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王豫宁告诉记者，AI时代的创业对人的素养更加看重。“我们在考察项目的过程中发现，创始人年轻有活力、自驱力极强、商业认知清晰、抗压能力突出，具备持续迭代创业方向的能力，即便初代产品未达预期，团队仍具备持续创业成功的潜力。”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目前的创业“低门槛”主要体现在创业成本上。创业者前期的人力成本、运营成本相较传统创业可以忽略不计，甚至只要有一台电脑，居家也可以完成工作。
但从创业者自身能力或经验角度来评估，AI反而是把创业门槛拉高，或者说成功率拉低。记者先后采访了浦东7个创客后发现，其中5位此前均在互联网大厂有10年左右工作经验，且均以“产品经理”岗位为主，这意味着，他们在创业之时，就具备看懂技术、了解互联网产品、盘活市场资源、精准定位用户的能力。AI的出现，只是让这些能力进一步放大、效率进一步提升。且不少业内人士也指出，当下入门虽易，但创业失败的案例反而可能在增加。
王豫宁也告诉记者，当下科技创业者激增，加剧了行业内卷，提升了创业成功难度。“当前优质初创项目的核心竞争力，已从单纯技术能力，转向团队迭代速度、落地能力、商业闭环能力的综合比拼。”
互联网人“下岗”未必是坏事，背后机会与挑战并存
AI迅猛发展，让IT相关人士的“岗位焦虑”，成为时代切片。而创业，正在成为互联网人岗位疏导的一条重要通道。
33岁的新晋创业者边一雄说，自己在两三年前就开始担心岗位问题。“根据我多年从业观察，现在IT行业的职场压力、裁员风险都远高于从前。核心症结在于行业薪资层级差距明显，资深员工用工成本偏高，而AI技术正在快速抹平各岗位的专业知识壁垒。企业如今更倾向招聘入职2-3年的员工或是应届生，综合性价比更高。”
程子洋也发现：“身边同龄人的职业选择，越来越走向分化。创业正在变成一部分互联网人职业分流的现实选择。我以前的同事、同学里，就有人转向自由职业、独立顾问，也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尝试创立OPC、小团队项目或者个人品牌。”
不过，AI带来的所谓技术人员的“群体性下岗”，并不见得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至少从目前看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这些身怀复合能力的互联网人在进入创业领域后，实际上是将过去的经验进行复制和再创新，甚至为其他行业的AI使用提供了性价比更高的解决方案，有天然的市场空间。他们不是“失去社会价值的人”，而极有可能是“为社会创造全新价值的人”。
刘皓介绍，公司刚刚创立一个月就接到“大单”， 为一家传统企业提供“整套小程序+管理系统+AI架构”全包交付。“同等需求找传统外包价格要几十万元，找我只需要三分之一甚至更低。”
程子洋推动开发的法索AI今年5月刚上线不久，就感受到“用户每天都在增长，也持续产生付费”。“法索AI在一天24小时里几乎都有用户使用，甚至使用高峰会出现在凌晨1点到4点。这很符合律师行业的真实使用情境，白天要开庭、沟通、处理事务性工作，很多人只有深夜才有完整时间静下来研究案子、想策略。说明我们的产品已经不是一个‘尝鲜工具’，而是在真实办案场景中发挥作用。”
程子洋携创业项目参加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在创业以前，边一雄在上海一家知名AI企业工作了7年。工作期间他发现，团队时常会对接到各行各业提出的办公数字化真实需求。“但目前国内的供应商并不完全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一方面，一些提供办公数字化服务的大企业动辄开价都在6位数起步；另一方面，大企业对于一些灵活的、个性化的需求兴趣不大，且受限于烦琐内部决策流程与庞大管理体系，一线客户的真实诉求很难传递到决策层，更难快速落地。这就导致了大量有办公数字化转型需要的中小微企业，其实是很难找到合适的供应商的。”
此外，不少创业者也提到，越是整体经济环境承压的时候，社会上对利用AI进行降本增效的需求就越显著。再加上近年来短视频、行业资讯持续普及AI，企业管理者对智能化工具的接受度大幅提升，创业者无需再投入巨额成本做市场教育，只要产品功能扎实、能切实解决客户问题，就很容易谈成合作。
边一雄的公司在短短3个月的创业中，就谈成了4个项目。“我们给市场提供的办公数字化服务工具，一个月只要几千元即可落地部署，精准补齐大厂无暇覆盖的中小企业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新入局的创业者所解决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再就业”问题，更是AI爆发式发展的当下，以中小微企业为主的中国产业底座的AI使用需求问题。是他们推动了AI的普及，让更多传统行业在转型过程中能够用得上AI、用得起AI。
采访中一位园区负责人也透露，短期看虽然很多创客的承租能力不强，直接给地区创造的经济效益不明显，“但是这些创业者能够准确地弥补市场空白。比如我们遇到的AI创业项目，很多都能以较低的服务价格，直接帮到我们园区里的企业。所以他们积累的第一批客户，往往也是楼上楼下的‘邻居’。”
政府社会提供服务应更贴合OPC需求，生态比硬件更重要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如果说前些年的创业者普遍还做着“挑战大厂”的梦，或者动辄想做出一个改变世界的产品和商业模式，当下的创业者，则更实际、朴素，更趋近于做“身边的生意”。
刘皓告诉记者，他分析了国内上市公司的财务情况，结论是A股五千多家上市公司里，只有1.7%的企业能做到人均创利百万元。“一家OPC如果一年营收能达到100万元，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不用盯全国市场，单单我所在的一片区域的小微企业如果能得到充分开拓，就足够支撑稳定盈利。”
而这恰恰对地区创业生态环境提出更高要求。它意味着，一个地区要有满足OPC生存的“低成本环境”的同时，还要有足够丰富的产业形态，让OPC“就近找活儿”。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高信息密度、高交互水平的“创业圈层”，让本地的信息资源能够高效流转起来。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浦东正在朝着这样的产业新生态演进。7家访谈企业中，4家正居住在浦东“居创一体”空间，享受6个月免费的居住和办公场所。
张江纳仕青年人才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以来，社区落地“居创一体”服务模式，改造出青年科创空间，让青创人才或团队可以在楼上楼下甚至一套房内实现安居、创业，为初创团队减轻负担。多位创业者透露，入住后不仅半年内租金、水电煤不用操心，就连公司注册以及各类奖项、活动、训练营申报等浦东相关人才服务，也都有服务专员主动来对接，“生怕你错过机会”。
浦东“居创一体”项目。
边一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推介并申报了浦东创投AI训练营。王豫宁介绍，该训练营是浦东创投筛选天使投资项目的一项重要抓手，今年以来已举办了两届，每届都在数百个项目中，遴选出20余个具有投资潜力的创业项目。程子洋和欧阳王子的项目此前就均入选了第一届，并成功拿到融资。“我现在还在训练营期内，国资既通过一段时间的培训考察我们，也教会我们诸多经营公司所需的技能。拿到这笔融资后，我们计划进一步招募员工，扩大经营规模。”边一雄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国资设立天使投资板块的并不多，浦东较早在国投体系下设立专门的天使子公司，保障充裕资金筛选这些萌芽阶段的“好苗子”，实际上是为了培育整个地区的创业生态，帮助破解创业初期最难的三关（居住难、办公难、资金难）之一，资金难。
且这笔投资不仅起到真金白银的价值，更是一种信誉的加持和背书。“法律行业非常看重专业和信用，浦东创投愿意投资我们，就可以让客户信任我们，愿意花更多时间了解我们。”程子洋说。
此外，浦东近年来持续深化的“两个100万”政策，即释放100万方低租金公寓和100万方低租金办公，也实实在在惠及了许多初创企业。刘皓介绍，“居创一体”免费空间到期后，他就计划去申请“两个一百万”政策。“浦东给到我们的补贴和‘羊毛’还有很多，足以帮助大家渡过最艰难的创业初期。”
程子洋还介绍到，她在张江创业期间，也享受了当地面向AI企业的“三个100万”政策，包括100万元算力券、100万元语料券、100万元模型券。“有了这类支持，我们在技术路线上就更敢于验证、更敢于试错，也能把有限的现金流更多投入到产品打磨和用户服务上。”
当然，浦东本身的产业基底就是AI创客的“大市场”，这也是许多创客愿意扎根浦东的根本原因。目前，记者采访的多位创客不仅在周边楼宇和园区内找到客户，还可以便捷地找到供应商。“比如我们即将推出一款软硬一体的产品，是要把AI系统和录音卡结合起来。但自己从零做一张录音卡并不现实，硬件开模、软件设计、接口适配、生产测试，每一步都需要专业能力。好在立足张江，我们很快找到了合作方。双方用一个小时就敲定了合作方向，现在已经完成测试，产品也正式上线。”程子洋说。
创客们还提出，希望可以在政府引导下，尽快建立OPC联盟。“身边的OPC创业者有人擅长研发、有人精通法务、有人专攻出海业务，我们如果能聚合在一起，就很容易互为合作伙伴、互为客户，且彼此补足能力边界。”刘皓建议。“这反而比专门建设一些所谓OPC办公空间、园区，提升硬件能力来得更为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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